生于南洋，求学美国，工作生活于加拿大。虽已古稀之年，仍心怀爱国兴教之梦。创办“加拿大爱心教育基金”及“环球爱心基金”，数年来默默无闻生根壮大，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指导，募资行善，为中国灾区兴建学校。加拿大都市网独家发表，讲述爱国老华侨刘南生的爱国兴教情结和传奇色彩的一生。

七十古稀忆娘亲
刘南生

人生教育始于胎教。从怀孕开始母亲之一举一动，一饮一食，无不先为胎儿著想。十月怀胎，把小生命带到红尘，孩子未来之成功与失败，与母亲之教诲最为密切。母爱伟大，不分贫富，千古讚颂。红尘有爱先行孝。与其身后才来祭拜，不如在父母生前，多给他们一点温馨和快乐。年老方知此理，深感悔之已晚。

自问不是一个不孝子，但为求学，从初中开始就远离父母，也曾一度为了攻读硕士学位和生活，到了北美。遥隔千山万水，不能侍奉左右，深感内疚。母亲作古时，胞弟草草将之入土为安，无缘再见最后一面。梦里常见母亲靠坐木椅痴痴遥望，似在想我、等我，梦中惊醒，心感凄凉悲痛，诚非笔墨所能形容。

今年九月，北京开会完毕，顺便回乡寻根。第一次见到七十一岁同父同母的五姐，长得很像娘亲。见面时，有位叔辈在旁说：“你妈妈离开家乡时，她才十八个月大，伸出双手要妈妈抱，不捨得她离开。”我马上就想到我那天真可爱的小孙女，她也是十八个月大，我仿佛见到她就在我的面前，伸出双手要她妈妈抱的情景。我一时忍不住，汪汪泪水，滚滚而下，抱著我七十一岁的姐姐哭了起来。我对五姐说。“爸妈太忍心了。”

哭了一阵，五姐抹干泪水，反而安慰我说：“如果我是一个男孩，妈妈当时不会撇下我去南洋。她不去，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你。那是个重男轻女的社会，我不能怪她。当时我们实在太穷了，爸爸非得要冒险到外地去闯不可，否则，也会像我们今天一样，困在穷山僻岭，又有甚么幸福可言呢？现在你有本事，就该利用“爱心教育基金”多帮助家乡建设，办点教育的事，父母在天有灵，也会感到安慰。”

父母都是广西岑溪县人。父亲，刘保英，出生在水汶颁六；母亲，覃少芳，出生在竹兰三村。颁六和竹兰，都是穷山僻岭；人民靠耕种为生。想到母亲，就想到爸爸被“卖猪仔”到南洋（当时称马来西亚）的凄凉情况。这也是一个国弱民贱，受人蹂躏，与整个国家民族都有关的华侨血泪史；一个跟求生、奋斗、家仇国恨都离不开的历史。长话短说，爸爸在柔佛巴鲁橡胶园工作了一段时期，终于冒著“被捉必死”的风险，在上山割胶时，成功地绕过大山丛林，经过数天的逃亡，才逃出地狱。再在别的地方工作两年，存了一点积蓄才兑钱回家，把妈妈接到马来西亚，留下三个女儿交给外婆照顾，不时寄点钱回来给他们。没想到爸爸这一去，再也看不到三个姐姐的成长和她们在乡下数十年所面对的痛苦。妈妈第一次回去见他们时，十八个月大的五姐，已经五十多岁了，依然住在山区的泥棚烂屋，外婆、舅父、叔父们都不在了，这是我们家庭的悲剧。

我在南洋出生，故名南生。当时的华人在南洋谋生，实属不易。我第一个妹妹，也因为生活困难，而给了别人抚养，直到她结婚后打听到她的下落，从而相认。后来又多了一个妹妹和弟弟。父母一生人都住在深山里头，以割胶或种烟为生。

父母在南洋，经历三个一辈子都难忘和痛苦的时期：一是“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”，二是后来国共分手，当地“国民党连同英国殖民地政府联手剿共时期”，还有一个是“殖民地政府鼓励马来人排华时期”。目前的所谓“恐怖份子”这个名词，就是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用来专杀华人及马共所创造的。我有不少朋友死后都被当作了“恐怖份子”。总而言之，在当年，谁有权势，就可以高喊“法律、民主和人权”，写下“法律、民主和人权”的定义，甚至自我标榜，强逼他人接受，从不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。

父亲是当时洪门组织的老干部，在抗日期间，要抗日也要抵抗汉奸。其爱国的行为，也滋养了我的爱国心。母亲还说：出外靠朋友，要参加洪门，要有洪门的爱国精神，帮助国家建设。没有强大的祖国，人民不会有好的日子过。父亲也跟我说过不少“认贼作父，卖国求荣”的汉奸的故事。可是，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团结，共同对抗敌人？

说到洪门，我是全加洪门民治党策略主任，策划改革，二十年来，实在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。可是因为代沟问题，教育和文化背景有异，虽然在理论上我获得支持，但实际上保守的老一辈不肯放手，不愿意招募有新知新见并且能跟随潮流的年轻人。改革困境重重，令人失望，也使我深深体会到，要办大事单靠仅有的“毅力”和“斗志”，而沒有可以支援你的环境，是很难成功的。我也觉得宁可成立新的社团，好过去改革一个旧的社团，免得被人说是在搞内斗，所以，我們應該學會“選擇”而“放棄”；不要再創造不出，獲得不到支持你的環境下，不要盲目去幹，不要浪費時間和精力。

记得五十年代，中国开始有货物销售到马来西亚，虽然品质很差，但母亲坚持要我们买从祖国运来的米和用得上的货品。她对乡亲们说：我们身为中国人都不买中国货，不支援中国，中国怎能富强呢？父母虽然没受过高深的教育，没上过学堂，可是他们的爱国心不必他人逊色。

妈妈从小跟外祖母上山采药，学会用生草药医病。她的医术，在当时的马来西亚上霹雳州，几乎无人不晓。当时交通不便，有时还得走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去看病，有自行车的就用自行车载他去看病。有时，警员或警长开车经过见到她在路上走，也会停下来载她一程。他看病得来的“红包”一分钱都不用，全部寄存下来寄给外祖母。她的一颗善心，救了不少孩子。没钱的他不但不收钱，还会免费赠药。她看病到哪里，就住到那里，可以说是上霹雳州村民最受欢迎的“赤脚医生”。

母亲的健康良好，八十多岁还在干活。她会作糕饼、包粽子，拿手的是“薄荷糖”。因为国民党连同英国殖民地政府联手剿共，住在深山的华人都被逼撤离深山。离开之后，我们就到宜力开间“同仁堂”小药店，母亲做糕饼、包粽子和製造“薄荷糖”为副业。我清早五点起来，拿了他做的糕饼和包粽子就上村子叫卖，七点回来才去上课。中午晚上也到市场、赌馆去兜售。她说这样的生活并不苦，要比她当时在祖国的生活好得多。

爸爸脾气不好，对孩子打骂比劝导多；母亲最痛愛孩子，所以父母之间也有争吵。母亲知道读书重要，但不懂得该怎样辅导孩子念书。我的成绩单都是赤字累累，三十八人考第三十八名。后来因为没有心机念书，又听说大城市可以找到工作赚钱，就离家出走。到了怡保，工作找不著，唯有露宿街头，睡在停泊路旁的卡车前座。 若不是母亲不断地派人到处寻找，被村里的乡亲找到，我也许早已死在路旁了。

母亲虽然找到了我，我也足足病了六个月。在这六个月里，父母没骂过我半句。不过，母亲的医术这次对我起不了作用。为了我的病，她带我去了不少地方求医，看了不少医生，也被骗了不少钱。最后她只好弃医归家，準备让我死在家里。没想到在回家的公车上她遇到了贵人，给了她一点钱，叫她下车到霹雳沙力的观音庙求神医治。神奇的故事不说也罢，吃了神药，就逐渐转好，六个月后始恢复健康。从此我也一路遇到贵人，在人生的旅途上给了我不少的指引和帮助，如恩师：萧遥天、李炳南、南怀瑾，及宗教界的淨空法师、广义法师、竹藦法师、广余法师、金星法师等。得诸社会，必须回馈社会，是我退休后的一大心愿。

我们从霹雳州的宜力（地名）搬到了玲珑（地名），开了第二间“同仁堂”。病癒后，也不上学了，就在家里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子，卖糕饼和冰水，也帮助父亲洗切药材，有空就看小说，听歌，吹口琴，其乐无穷。可是妈妈还是因为我读不到书，满怀忧虑。他常常对我说读书的重要，要我向某某人学习，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她也鼓励我看书。后来我看了一本“力争上游”（Booker T Washington 写的自传 “Up From Slavery” ）的书，下定决心，要跟Booker T Washington学习，以他为榜样，再想奋斗一次。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让我从玲珑仰华小学五年级试读生开始，一直读到我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院毕业，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止我“力争上游” 的决心。 俗语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”，一点不假。

母亲，你要孩子受教育的心愿已经完成。你的孙子（明恺、明远、小燕）、媳妇和孙女婿都是大学生，都是专业人士，有博士、有医生。我不曾忘记“人生不离教育、教育改变人生”的重要，我也协助创办槟城佛教义学、加拿大国际学院，两间理工学院。当过讲师和院长，也为中国培训了不少电脑人才。IBM退休后，还是不断推展爱心教育，作为报答母亲给我的教诲。

2006年年底，从中国回来不到三小时，心脏病发，被送进医院急救，还好，大难不死。出院后，我就积极地筹办了一个教育基金会，获得不少人的支持。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筹备，终于成功註册了一个“爱心教育基金”，完成了我从小就许下将来要扶贫助学的心愿，并与“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”（UNICEF）合作。两年来，我们也资助了六十多个的贫苦孩子上学，且大多数都是广西自治区的孩子。这次2008年四川地震，我们也筹了十多万加币（包括加拿大政府的部份的一對一補助），交给“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”转到中国作兴办教育之用。我们还会继续响应祖国“科教兴国”的号召，想在四川幫助设立一間“华侨爱心中学”、“爱心图书馆”、并号召设立个人“一对一”的扶贫助学金，奖学金。我们将尽力而为，为贫苦孩子脱贫解困。好友符国军亦有意在中国筹建一间女子中学，推崇“母爱”的伟大，推崇母爱对个人成长及对国家的贡献。母亲的嘱咐永留心中，深知“教育”乃踏出贫穷的第一步，尤其是小学教育是“力争上游”的开窍种子，而未来的里程，也由此而发芽、生根、壮大。“加拿大爱心教育基金”的主要目票也是以各地贫苦的小学生为对象。

昨夜梦回，又见到娘亲，写下了这篇短文。人生如朝露，点滴在心头，忆往瞻前，感慨万千；又顺笔写了一首新诗，以抒情怀。承蒙陈昭唐教授推荐，刊登在著名的“我的母亲”杂誌，一片记忆，一曲心声，让后人寻根。

母去儿不归，亲情何处？一言难尽诉, 愧对养育恩情重；频频唤母声, 枕湿黄粱梦。儿去知何时，岂敢望儿归，红尘滚滚梦相同；随缘执著随缘散，日落西山夕阳红。（经由刘南生授权加拿大都市网独家报道）

附注：刘南生于1969年年底移民加拿大，台大外文系毕业，美国印第安那语言学硕士；曾任多伦多达英国际学院、剑桥理工学院常务副院长、胜尼嘉学院讲师；加拿大IBM系统软件鉴定师及加拿大IBM中国项目培训主任；是安省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、纪念加拿大铁路华工基金会、加拿大华裔参政同盟、安省广西同乡会创始人之一；加中企业家协会、“环球爱心教育基金”与“加拿大爱心教育基金”创会会长（可以退税的慈善机构）；全加洪门民治党策略研究委员会主任。深信因果，爱好文学、哲学、写诗、填词、歌唱、写作及提携后进；崇尚刷新，随缘精进，不求攀登；七十过后，将力行布施、修心、读书与写作，有乘愿再来的决心。